与此同时，也就开始了允许公民进入政治和经济组织的过程，他们由此能够按照其意愿在这两个系统内展开竞争。

比如，当一个人在雨天跟另一个人说：外面在下大雨。需要说明的是，下篇中的文章由于作者不同，存在着表述的不同，出于尊重作者作品完整性的角度，课题组予以保留。

我不明白为什么用祖国对应浪荡子，也不明白为什么浪荡子就没有祖国。总之，无论法律如何实施，都是要通过人来实施的，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所思所想，这些想法是否及如何影响到法律的运行，将是本课题组长期观察、审视和研究的对象。因为平克说开这次会的时候他是个博士后，而他拿到博士学位实在1979年。如此迅速发展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跟人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有关。由于动机取向推理的影响，困难案件中系统1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案件的判决结果，系统2无法在实质上修正最终判决。

田新玲：《突发公共事件中噪音的传播与消解——以日本强震引发核泄漏危机为例》，《当代传播》2011年第3期。认为主观程序正义是人们对于程序是否公平的感受，提高这种公平感有助于营造对法律实施的信任进而有助于法治的实现。实质性错误是指当不真实的反应或者缺乏任何反应导致意识和意思本身存在缺陷，并且当该缺陷影响整个法律行为或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时产生的错误，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人身错误、对象错误等。

2.法律效果错误应否受救济的学说 （1）多数说—动机说 拉伦茨、弗卢梅等学者持这种观点。如本文开头的案件中，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李某本不可能从张某处获得任何补偿，张某因对法律的误解而同意给予李某8万元的赔偿，对李某来说并不存在法律原因。该案件具体内容如下：在一块土地上同时存在三个抵押权，处在第一顺位的是抵押权人（该抵押权人同时也是该宗土地的所有权人）向土地登记部门申请放弃自己的抵押权序位，目的是让第三顺位抵押权人取得其抵押权顺位。[21]对法律的错误一般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也可以使债务人所负担的债务无效。

尽管该判决受到了很多批判，但作为指导性判例，其判断标准为德国法院反复引用至今。[9] 在发生事实错误的情况下，如果导致财产损失或者收益减少，男子和女子都可以获得救济。

此时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考虑，撤销该行为，不会造成意思表示相对人直接财产价值的减少，允许撤销则有利于保护表意人的意思自治。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如果表意人对法律效果做了足够的预想，但最后想错了，属于预想错误。即相对人对法律的内容做出了错误的解释，致使表意人相信了该解释，进而实施了法律行为。该行为亦同时属于《德国民法典》所提到的非债清偿行为，最终亦能得到救济。

因此，审理该案件的法官盲目地认为，该案件中张某所犯的错误是在其他国家亦不能得到救济的法律错误是不科学的，那么何种类型的法律错误可以救济，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外，关于物的丧失所导致的损害的法律错误，不妨碍任何人。古罗马法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原则上对不知法者不予以救济，但对于特定的人如军人、妇女、未满25周岁的人以及没文化的人不知法则予以救济。[13]班天可：《论民法上的法律错误—对德国法和日本法的比较研究》，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第997-1020页。

（2）对方当事人已知道或本应知道该错误，而且让错误方陷于错误状态有悖于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至于这样做的理由如何，Titze没有提出有力的解释，故受到很多学者的批判。

但是如果他不知道某人已经死亡的事实，则其错误属于事实错误，可以得到救济，即使他是一名成年的男子。对这里的要素错误是否包括法律错误，日本法学界争议很大。

但亦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针对这一问题，在实务中出现了三种观点，分别是多数说、少数说和被扩展的内容错误说。[14]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德国在司法实务中发展出两种判例法理：一是被扩展的内容错误。可将内容错误的界定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要判断表意人是否对法律效果做出了充分的预想。拉伦茨认为对直接法律后果发生的错误，属于表示错误，予以救济，这一点与弗卢梅尽管表述不同，但处理方法一致。[14]转引自班天可：《日本法中的错误论—兼析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民法解释中的界限》，载易继明主编：《私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1-233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意思表示的内容和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可以同义互用。

例如当一个人原本不受约束，而除了法律错误这个原因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原因使他负上上述之债。也就是行为人之所以实施某一法律行为，唯一原因是基于对法律的误解或不了解，如果其正确了解了法律或知道法律的内容，则根本不会实施该行为，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案件。

如果表意人不知的是刑法、行政法或者民事法律中的强行性法律规定，则不可撤销，因为此类法律一般关涉到公共利益。如1994年《欧洲商事合同通则》关于错误的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系国家的错误制度。

第四，相对人在撤销之前没有因信赖该契约而发生任何实际的损失，也就是说即使撤销该法律行为，对相对人来说也不过是恢复到了和契约没有订立前一样的状态。2．在双方法律行为中，法律错误要想撤销，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进入专题： 东吴法学 。1927年回国后任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教务长兼证据法教授至1940年，1942年至1950年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注】盛振为（1900-1997），1921年东吴大学文学士，1924年东吴大学法科（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毕业。后留学美国，在美国师从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威格摩尔，获西北大学博士学位

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进入专题： 东吴法学 。后留学美国，在美国师从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威格摩尔，获西北大学博士学位。

1927年回国后任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教务长兼证据法教授至1940年，1942年至1950年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注】盛振为（1900-1997），1921年东吴大学文学士，1924年东吴大学法科（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毕业

亦并非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只要公民根据自己的观点行事，便势必导致诉讼。（有许多反垄断法与商业调节法，便都是通过这一种检验方式而形成。

若将征兵法视为整体，并从其实施的方面观之，便不能说它反映了这样的判断，即人人具有着道德权利，惟有其他某些人或者某些集团应征入伍后，他才能受到征召。比方说，我们接受在侦查犯罪以及重建城市方面的效益损失，俾使我们得以尊重被控罪犯的权利，赔偿财产所有者的损失。植根于这样的学说，审理Coffin、Speck案件的波士顿法院即宣布，它不欲听取有关此次战争合法性的争论。若我们不存在不同意见带来的压力，我们便得不到百队注目的陈述，好使人们觉出法院对异议人士做出的判决为错误，这一种举动实在关系到法院的判决是否正当的问题。

这便是触及到基本权利的案件中的一项，在此，我们的判例制度实践鼓励着这样的怀疑。将这些人关进监狱，适坚定了他们对社会的疏离，又使得许多此类因慑于此一威胁而噤声的人同社会疏离。

这两种情形下面，产生的问题都在于：这些议题是否成熟到可提交司法裁定，以及司法裁定是否可以通过减少更多的异议，或者消除更多异议之基础的方式，解决掉这些议题。然而，如果问题涉及到了基本的个人或政治权利，同时对于最高法院做出了错误判决这一点又不无争议，我们便要将拒绝把此判决接受为最终判决这一点，包括在我们的社会权利当中。

（f）第一修正案也谴责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有些人得出这一结论简直易如反掌，因他们有个漫不经心的观点，认为出于良知的不服从与其它违法行为并无二致。